一九九一年作

私人收藏（直接購自藝術家本人）
歐洲私人收藏
香港，佳士得，2011年5月28日，拍品編號1032
現藏者購自上述拍賣

This work is in good condition with minor hairline craquelures throughout especially along the edges due to the stretching. The upper left corner displays minor hairline craquelures while drying craquelure is detected at the upper right edge. When examined under ultraviolet light, there appears to be minor patches of in-painting most prominently along the left and right edges and the center of the lower figure's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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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皮革命家
劉煒

《革命家庭系列》創作於一九九一年，它代表劉煒一個藝術階段的巔峰；此時期的作品流露玩世不恭、挑釁權威的態度，揉合個人情緒和政治氣氛，亦反映畫者對歷史和社會變化的諷刺和深刻思考。本畫屬於劉煒的〈革命家庭系列〉，是他早年的玩世現實主義藝術的代表作，此風格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一度震撼國際藝術界。本畫以劉煒的父親為主角，畫中他站在朱德的肖像前。劉父是高級將領，朱德是共產黨革命先鋒戰士，被公認為紅軍之父。本畫用色浮誇鮮艷，回應文革時期政治宣傳畫報的俗艷色彩風格；畫面細節暗藏各種對權威的不屑和政治隱喻。本畫是劉煒以軍裝人物為題的早期作品之一，充分體現他當時的藝術語言。當時中國改革開放正如火如荼，全國各地面對急速城市化，民心浮躁不安，劉煒目睹這種巨大變化，對各種亂象和荒謬作出嘲諷和批評。

劉煒一九八九年從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畢業之後，便開始著手創作〈革命家庭〉系列。此時的中國藝術界剛剛經歷過「’85美術新潮」的階段性終結，全國上下亦受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所震撼。當時的情況與八十年代初激進而理想化的藝術實驗相反，一種失望和虛無主義交織的情緒藝術界中彌漫開來，如同劉煒同窗好友方力鈞的感受：「王八蛋才上了一百次當之後還要上當。我們寧願被稱做失落的、無聊的、危機的、潑皮的、迷茫的，卻再也不能是被欺騙的。別再想用老方法教育我們，任何教條都會被打上一萬個問號，然後被否定，被扔到垃圾堆裡去」（栗憲庭，〈「後八九」藝術中的無聊感和解構意識〉，《重要的不是藝術》，江蘇美術出版社，2000年， 291頁）。栗憲庭在八十年代已經開始積極策展，與藝術家關係密切。他把九十年代冒起的新生代藝術家稱為「潑皮群」，更把劉煒的玩世現實主義藝術稱之爲「潑皮現實主義」；他指出：「『潑皮群』與前兩代藝術家發生了根本差異，他們既不相信居於統治地位的意義體系，也不相信以對抗的形式建構新意義虛幻般的努力，而是更實惠和更真實地面對自身的無可奈何。拯救只能是自我拯救，而無聊感，即是『潑皮群』用以消解所有意義枷鎖最有力的辦法」（栗憲庭，〈「後八九」藝術中的無聊感和消解意義：「玩世現實主義」與「政治波普」潮流分析」〉，《藝見的鳴放：從國家意識形態中出走》，2010年）。

對於劉煒來說，最直接的經驗來自於他的軍人家庭，軍隊大院裡的生活經歷成為〈革命家庭〉系列的靈感來源。他往往用戲謔而扭曲變形的筆法描繪自己的父母親友，特別是他筆下身著軍裝的父親，權威與莊嚴蕩然無存，反而成了漫畫式滑稽形象。本畫中的劉父軍容整齊，佩戴軍銜領章和勳章，表面看來是個威風凜凜的掌權人物。然而，仔細觀看畫中人的面貌表情，不難發現違和之處：左右眼睛不對稱、目光猶豫不定、鼻樑歪曲、嘴巴滑稽地微張。他身上的三枚徽章幾乎像是隨意地掛上，軍服亦皺成一團。反之，劉父身後的朱德肖像尺寸大於真人，其形象更堅定且自然；相較之下劉父顯得不知所措、無所適從，姿勢彆扭而空洞，就像一個站在地標或名人面前要求拍照的遊客——一種被洗腦後盲目忠誠和服從的表現。畫家亦淡化朱德的權威形象：肖像背景並非慣例的空白，而是藍天白雲、綠草鮮花的俗艷風景畫。劉煒將人物肖像的傳統化為己用，藉以表達他的藝術和批判思想，對那個浮躁不安、充滿空洞意識形態和破碎諾言的社會作出尖酸辛辣的諷刺。

劉煒創作本畫之時，正在國際藝術界嶄露鋒芒。一九九二年，即本作畫成一年後，意大利藝術評論家弗蘭和埃利克主辦的「劉煒·方力鈞畫展」在北京藝術博物館舉行，劉煒的「革命家庭」加上方力鈞的「光頭潑皮」，他們的創作敏感於對當下的生存經驗，並注重個人情感表達，明顯有別於八十年代的宏大敘事與形而上風格，從而引起學界的強烈反響。栗憲庭寫道：「劉煒以合影式構圖畫所謂的光榮軍人、革命家庭，把那種莊嚴自信畫得有幾分滑稽和傻裡傻氣，並創造了歪瓜裂棗式的人物作為自己的語言符號」（栗憲庭, 〈「後八九」藝術中的無聊感和解構意識〉，《重要的不是藝術》，江蘇美術出版社，2000年， 291頁）。一九九三年一月，劉煒的〈革命家庭〉系列展於香港「後八九中國新藝術」，此展覽由香港畫廊東主張頌仁及栗憲庭主辦，引起廣泛迴響；同年六月，劉煒獲邀參與威尼斯雙年展，由奧利瓦擔任總策展人，奠定他在國際藝壇的聲譽。

本畫充滿諷刺和反叛拒從的意味，體現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的新思潮，亦是畫家本人勇敢無畏的藝術表現。他後來亦表示︰「一九九三年之前的日子過得是很煎熬的，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心理上的煎熬。這種煎熬不僅僅因為他在前途問題上的憂心，還有藝術創作上的孤獨，我一直很孤獨，我不是一個隨波逐流的人，一個隨波逐流的人反而不孤獨」（《劉煒》，紅橋畫廊，40頁）。劉煒對繪畫本身的執著，讓他自九十年代中期，離開了當時鬧哄哄的繪畫符號熱潮，後期的作品已經不能再被歸納為玩世現實主義。從這個角度來看，劉煒早期的〈革命家庭系列〉不單代表著藝術家早期創作風格的精華，亦是玩世現實主義的顛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