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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德 御製《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十卷 磁青紙本 泥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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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青紙本 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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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十三函 – 六十一卷之六十五卷第六十一：初分．讚大乘品第十六之六、初分．隨順品第十七、初分．無所得品第十八之一第六十二：初分．無所得品第十八之二第六十三：初分．無所得品第十八之三第六十四：初分．無所得品第十八之四第六十五：初分．無所得品第十八之五 四六函 – 二百二十六之二百三十卷第二百二十六：初分．難信解品第三十四之四十五第二百二十七：初分．難信解品第三十四之四十六第二百二十八：初分．難信解品第三十四之四十七第二百二十九：初分．難信解品第三十四之四十八第二百三十：初分．難信解品第三十四之四十九
來源
京都貴族收藏，1917年
Fujio Fujii 收藏，東京，1944-1955年
Thomas Phillips 三世上校收藏，美國，自1955年始
美國家族收藏，1980年代初得自前藏家遺孀
瑞士私人收藏，約2005年
Fujio Fujii 收藏，東京，1944-1955年
Thomas Phillips 三世上校收藏，美國，自1955年始
美國家族收藏，1980年代初得自前藏家遺孀
瑞士私人收藏，約2005年
展覽
《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大英博物館，倫敦，2014年，圖錄頁218，圖188
拍品資料及來源
. 每頁 40.5 x 14.5 公分，16 x 5 3/4 英寸
六十一卷之六十五卷函套 19 x 16.5 x 42 公分，7½ x 6½ x 16½ 英寸
二百二十六之二百三十卷函套 16.5 x 16.2 x 42 公分，6½ x 6⅜ x 16½ 英寸
來源
京都貴族收藏，1917年
Fujio Fujii 收藏，東京，1944-1955年
Thomas Phillips 三世上校收藏，美國，自1955年始
美國家族收藏，1980年代初得自前藏家遺孀
瑞士私人收藏，約2005年
展覽
《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大英博物館，倫敦，2014年，圖錄頁218，圖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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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御製 功德無量
康蕊君
為弘佛法，寫抄經書，類同建寺供像，於功德有益，既為父母先祖，也為自身福德。若有為君者，發願寫經，必採國之珍材、任絕世藝匠，祈以誠心製經，種功積德。現十冊宣德御製《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便為當中絕例，當製於宣德五年（1430年），所繪佛圖媲美明初御瓷漆器佳作，在十五世紀初御製品中出類拔萃，誠中國古籍重冊。
漢文佛教經典，承載佛陀教化，原取天竺（今印度），從梵文翻譯而成，抄寫弘揚，乃做功德之法門。永樂一朝（1403-1424年），皇帝篤信藏傳佛教，對弘佛宣教之事不遺餘力，宣德帝（1426-1435年在位）延其祖父之業，續種善因。是以永宣年間，御製佛教重器輩出，唐卡聖像、鎏金銅像、瓷質供器，當中不乏鉅作絕品，足見二帝虔敬之心。
據晚明僧人太汝明河（1588-1640/41年）所纂《補續高僧傳》，華嚴宗祖師慧進（1355-1436年）諳通佛學，眾所欽服。宣德年間，皇帝奉慧進為大國師，邀其進京開講佛經教義，且率一眾僧俗，泥金對寫《大寶積經》、《聖大般涅槃經》、《大方廣佛華嚴經》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四部佛教經典（後三經下簡稱為《大涅槃經》、《華嚴經》及《大般若經》，另請參見後頁劉國威專文）。
這四部御製佛經，其中《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以及《聖大般涅槃經》四十卷並《大般涅槃經後分》兩卷，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見展覽圖錄《唵嘛呢叭咪吽：院藏藏傳佛教文物》，台北，2015年，編號III-1及III-8（圖一及二）。台北故宮所藏兩部，前皆具宣德皇帝御製寫經序，紀年大明宣德五年（1430年）。有清一朝（1644-1911年），康熙皇帝奉祖母之命，結集藏譯佛教法典，詔命僧俗泥金抄寫，終於康熙八年（1669年）修成《藏文龍藏經》，《大寶積經》與《大涅槃經》兩部經皆收錄在內。二經又收錄在修成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之《欽定秘殿珠林續編》中，載為「羊腦箋本」。
無論書風、佛圖、泥金、箋紙，此《大般若經》均與台北故宮所藏《大寶積經》與《大涅槃經》二部同。《大般若經》乃宣德帝詔命慧進率眾抄寫四大部經之一，原共六百卷，現僅存十卷，其餘命或與《華嚴經》同，盡皆佚失。
《藏文龍藏經》所納經卷，有康熙抄本《大般若經》與《華嚴經》，卻非如《大寶積經》與《大涅槃經》一樣收錄宣德年間抄本（出處同上，編號II-2及II-4），而清乾隆五十八年《欽定秘殿珠林續編》雖錄清宮所藏歷代羊腦箋本寫經九部，卻缺宣德抄本《大般若經》及《華嚴經》，綜上推斷二經清初以前已不存宮中，是以此十冊，有別於故宮藏經，不具乾隆鈐印。
華嚴宗高僧班丹札釋（dPal ldan bkra shis，1377-1452年後），與慧進友好，永樂年間甘肅建寺駐錫，該寺在宣德四年（1429年）御製重修後更名大崇教寺。史料有記，大崇教寺藥師殿中，供有華嚴宗重要典籍《華嚴經》，或正為慧進率眾抄寫四經之一，頒賜供奉於殿，該處卻曾兩度失火，《華嚴經》或隨之付諸一炬。
現見十冊《大般若經》，經折裝，磁青紙本，表以羊腦及頂煙墨製，漆黑亮滑，猶如明鏡，是為羊腦箋，色澤含蓄靜謐，配以泥金書寫、製圖，歷久彌堅，是以為宮廷御製佛經專屬。磁青紙本泥金經文，以台閣體書寫，字體工整端莊，清朗秀逸。台閣體，乃明代盛行書體，書法家沈度（1357-1434年）尤擅此體，例見宣德三年（1428年）沈度寫本《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收錄在《唵嘛呢叭咪吽》，前述出處，編號IV-9。宣德帝也有書此體，參考元年御旨，載於大英博物館明代大展目錄，前述出處，頁170-71，圖146。此冊內經牌贊與佛說法圖等，有別於泥金經文，乃是羊腦箋上淺刻勾勒，再細筆填金，彷如戧金漆金，細緻入微。
是經整體鋪排與台北故宮藏二部同，且均以永樂年間佛經為依據。參見永樂十六年（1418年）羊腦箋金書《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或十五年（1417年）御製內府刊本《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之佛說法圖，同為台北故宮所藏，出處同上，編號III-7及圖版IV-5。另可比較永樂十七年（1419年）之《大方廣佛華嚴經》，見於大英博物館展覽《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大英博物館，倫敦，2014年，頁217，圖187（圖三）。
此十冊《大般若經》之首冊前有勾勒填金經牌贊，上有「御製」兩字，下書字八十，為國祈願，四周飾以五爪遊龍，江崖海水之上，逐珠穿雲而行。此類明初經冊，或原置經盒之內。參考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朱漆戧金經盒，上綴相類逐珠雲龍，然相較於此經冊，尺寸略小，斷代永樂，圖見屈志仁及 Denise Patry Leidy，《Defining Yongle. Imperial Art in Early Fifteenth-Century China》，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2005年，圖版21（圖四）。此經牌贊與台北故宮藏紀年宣德五年之經冊所見，如出一轍，卻有別於前述永樂年製例。此經牌贊上綴蓮花，彷彿天降瑞蓮，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綾幡所見相類，曲雖異，工卻同（出處同上，圖版33及封面）。
首冊經牌贊後，續有佛說法圖，共繪神明四十身，佈局見巧思，細節知縝密，處處刻劃入微，莊嚴典雅，獨是此圖已足珍，其風格又與台北故宮藏宣德五年經冊之佛說法圖接近，僅佈局與個別聖像有異，必屬同一御作所製。
中央釋迦牟尼佛莊嚴卻不失慈悲，蓮花座上盤膝結吉祥坐，背靠鏤空塔門，形姿與兩尊著名永樂年製款鎏金銅佛像吻合。其中一尊佛像，曾展於《Defining Yongle. Imperial Art in Early Fifteenth-Century China》，前述出處，頁69，圖版24，後於香港蘇富比2006年10月7日拍出，編號808（圖五），另一為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與此《大般若經》一同收入該館展覽《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前述出處，頁227，圖195。有關此佛說法圖細節風格與大英博物館所藏相近之處，詳閱 David Weldon，〈Yongle Period Metalwork: The British Museum Sakyamuni〉，載於 //www.asianart.com/articles/yongle/index.html。為塑佛像金身，巧匠必先勾勒，輕輕除去局部紙面，才可敷以金彩，造就佛光普照之像。
藏傳佛教聖像複雜多變，辨識尤艱，幸尚有年代與此經相約之佛像圖典存世，可予照證。北京市郊佛教聖殿法海寺，始築於正統四年（1439年），八年（1443年）竣工，由曾侍永宣二帝之御用監太監李童集資建造，並親督匠師，嚴監壁畫及塑像的製作。法海寺之建造，有賴正統皇帝（1436-1449年在位）與當時三位德高藏僧的大力支持，包括釋迦也失（Sakya ye-shes，1354-1435年，法海寺建成前圓寂），還有與宣德帝關係密切之班丹札釋。法海寺與《大般若經》，同屬御製，皆有益功德積累，年代相約，是以其藏傳佛教聖像互為呼應。Ursula Toyka 專著《The Splendours of Paradise: Murals and Epigraphic Documents at the Early Ming Buddhist Monastery Fahai Si》就法海寺聖像作詳細研究與辨識，為此佛經說法圖中神明身分提供重要線索（共2卷，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LXIII [華裔學志專刊系列63]，聖奧古斯丁，2014年）。
釋迦牟尼佛身前聖者下跪，誠心聽佛 ，旁立一眾弟子、神仙、鬼魔、護法及侍從。佛左右兩側佇立弟子阿難與迦葉，若以法海寺壁畫為範，兩弟子前方左右聖像，應為女相帝釋天（Indra）與男相梵天（Brahma），分掌天地，兩者身後各有侍女成雙，手捧蓮花、塵拂、華蓋與山式供器。
帝釋、梵天身後各有神明十二身，四為一組，共分三組。其中一組為女相菩薩，頭頂寶冠，滿飾瓔珞，袍服飄逸，其中二菩薩分別手持如意及蓮托經書。另有一組僧侶，年齡不等，當中至少有一僧乃非漢族，蓄鬍鬚、戴耳環。上述兩組之身分，此處不作詳論。
最後位處畫面上方之一組，辨識較艱，如左方一女相菩薩，後佇三身魔怪，首行者或為閻摩羅王，長鳥喙，乃十殿冥王中之第五殿王，牛頭馬面隨之，張口欲噬，面目猙獰。右方相應組合中，則見有一持笏帝君，據法海寺帝釋梵天禮佛護法圖，可悉為娑竭龍王，後有夜叉，身缺背光，全圖唯一。夜叉後繪一老翁，手持蓮爐，依法海寺壁畫，或乃婆藪仙人。下方鎧甲戎裝者，則應為韋馱（Skanda）。畫面上方另有飛天成雙至，皆手托供盤，左方上奉仙山，右方則獻蓮花。
下方左右兩端則繪四大天王，鎧甲戎裝，華飾滿身，與法海寺所見並無二致。立於帝釋天身後者乃多聞天王，主北方，左手托塔，右持寶傘，後立廣目天王，主西方，右手纏蛇，左手握珠。梵天後方則為持國天王，主東方，手抱琵琶，以及增長天王，主南方，手執寶劍，一指試其鋒。
末冊末頁，同以勾勒填金之法，繪戎甲護法，應為韋馱。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宣德二年（1342年）磁青紙本泥金《妙法蓮華經》中，朱寶（約活躍於1350年）畫佛教眾神，其中有相類戎裝護法，可予比較，圖見 Toyka，前述出處，圖版188。
十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宣德御製，種功積德，磁青雅紙濃色沉蘊，經文字體穆如清風，填金佛圖寶相莊嚴，式樣裝幀沿襲有法，種種皆有仗於朝廷僧俗通力協作，才可成此重冊，集法書、繪描、勾填等藝之大成。出現於拍賣場之明初御製經卷極為稀少，寥若星辰。其中罕例可參見永樂十二年（1414年）製佛經，一冊三十九頁，尺幅也較小，磁青紙本泥金寫經、製圖，售於紐約蘇富比2015年3月19日，編號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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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年國寶佛經的形成
劉國威
明宣宗（1399-1435年），姓朱，名瞻基，自號長春真人。明成祖長孫，明代第五位皇帝，1426-1435年在位，年號宣德，廟號宣宗。在位十年期間，政治上任用賢能，締造所謂「仁宣之治」的穩定發展，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宣宗愛好翰墨，工於繪事，其藝術造詣與藝術品味，使他在中國歷代帝王中尤顯獨特；其宗教信仰承襲祖父永樂皇帝的影響，非唯鍾情佛教，與其來往密切的僧人幾乎都是永樂時期即受詔入京覲見者，且特別與藏傳僧人及西天梵僧往來密切，明顯呈現密教的特色。以藏僧而言，永樂時期即受召入宮的班丹札釋（Palden Tashi，1377-1452年後）與釋迦也失（Shakya Yeshe，1354-1435年），仍持續深受宣宗崇信。至於西天梵僧系統，則以洪武年間來華印僧薩哈拶釋哩（Sahajasri，俱生吉祥）的漢人弟子智光（1348-1435年）一脈與永樂十一年（1413年）來華的印度金剛座上師實哩沙哩卜得囉（Sri-Sariputra）為主。宣宗所親近的漢僧也是永樂時期即受命於北京海印寺主編《永樂北藏》的華嚴宗高僧慧進（1355-1436年，被尊為華嚴宗第二十一世祖師），智光的弟子道深也於北京從慧進學習華嚴教義。
藏傳高僧
宣德元年（1426年），班丹札釋由僧錄司左闡教升為「淨覺慈濟大國師」，居大隆善寺（現名護國寺，元代時原名崇國寺，宣德二年重修改名大隆善寺，成為班丹札釋北京駐錫所在。該寺原有其木雕像一尊，後移存北京故宮，現藏北京法源寺中國佛教文物圖書館，圖見《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大英博物館，倫敦，2014年，圖211），並曾為宣宗傳授多種灌頂，並受命將《喜金剛二品續釋》（commentary of the Hevajra Tantra）、《大輪金剛手壇場法儀》（ritual of the Mahacakra-Vajrapani Mandala）、《普覺中圍壇場法儀》（ritual of the Sarvajna Mandala）等譯為漢文。班丹札釋永樂十三年（1415年）在其家鄉岷州原有建寺，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降旨增建為大崇教寺，今日仍存沈粲所書《宣宗修大崇教寺碑文》為證。班丹札釋是宣宗時內廷最得皇帝崇信的藏僧，不僅加封「淨覺慈濟大國師」，後更賜號「西天佛子大國師」。
釋迦也失是宗喀巴（1357-1419年）弟子，代表其師受永樂皇帝召見於南京，賜國師名銜，返藏後，以皇帝所賜供養於拉薩建色拉寺；宣德四年（1429年），宣宗復召見釋迦也失於北京，駐錫大慈恩寺（即原海印寺，宣德四年改建為大慈恩寺）；宣德九年（1434年），賜封「大慈法王」名號，並賜釋迦也失真容緙絲唐卡一張（現存色拉寺大經堂）及封誥。
西天梵僧
智光作為印僧薩哈拶釋哩的弟子，通梵藏文，曾奉旨數次入藏，負責邀請年方二十歲的第五世噶瑪巴至南京與永樂會見。他曾主持翻譯數部佛典，以其學養與外交貢獻獲明初三朝皇帝重視：成祖封為國師，升任僧錄司善世，居崇國寺（即後來的大隆善寺）；仁宗加封為大國師，敕居大能仁寺；宣宗加封「西天佛子」之號，是當時漢僧中獲賜名銜最高位者。宣德二年（1427年），宣宗奉其母張太后懿旨，為智光建大覺寺以俟其終老；智光也曾為宣宗開講經筵多次。
實哩沙哩卜得囉來華見永樂帝後，奉旨先駐錫於海印寺，因其攜來印度「金身諸佛之像，金剛寶座之式」（即五尊金佛像和菩提伽耶大塔的圖紙），特建真覺寺以為供奉。永樂十五年（1417年）奉旨遊五台山後，授僧錄司闡教，命居能仁寺；仁宗即位，授大國師之號；宣宗繼位之初，亦令其主持薦揚佛會。宣德元年，實哩沙哩卜得囉坐化，其舍利塔建於真覺寺（現為北京石刻博物館）。
慧進與宣德時期金字佛典
明僧明河所撰《補續高僧傳》中，記述永樂、宣德年間著名華嚴宗高僧慧進的生平，內容係源自天順元年（1457年）禮部尚書胡濙（1375-1463年）所撰《棲岩法主大師塔銘》。慧進早年為永樂帝召問《楞嚴經》大意，敕賜紫衣，並命住持南京天界寺，復奉命於南京靈谷寺編纂《大明三藏法數》，並隨永樂帝遷北京。住海印寺，奉旨於海印寺主持《永樂北藏》的雕印。永樂曾應其所請，「親製經序十三篇。佛菩薩贊跋十二篇。」後亦敕贈慧進「梵相釋迦、刻絲觀音、水晶數珠、七佛之偈」。至宣宗時，「待以國老」，令其負責「對寫金字《華嚴》、《般若》、《寶積》、《涅槃》四大部經。」據此記錄，故宮院藏宣德五年的《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與《大涅槃經》四十卷泥金寫本（另有兩卷《大涅槃經後分》亦屬同裝禎書寫風格）應皆由此位華嚴宗高僧所主持抄寫，此二經部首卷分別有宣宗皇帝的《御製序》。
據塔銘記載，慧進在京與多位僧人交好，往來頻繁，如襄助永樂稱帝的道衍（1335-1418年）、智光、隱峰、乃至班丹札釋等。記錄班丹札釋生平的《西天佛子源流錄》記載班丹札釋曾邀慧進至其駐錫所在的大隆善寺講說《楞嚴》、《圓覺》諸經，可見二人深厚交情。藏文史料記載班丹札釋於岷州所建大崇教寺藥師殿中供有漢、藏金字《華嚴經》各一套，此漢文《華嚴經》可能即是慧進所主持抄寫的四部金字佛典之一，由宣宗頒賜彼寺供奉。
羊腦箋與泥金佛典
漢傳佛教以金字抄寫佛經的起源甚早，泥金所書字體一般是在深藍色紙張上書寫，方對比明顯，顯其莊嚴，此類紙張早先有「紺紙」或「碧紙」的名稱記載。明代方以智（1611-1671年）於《物理小識．卷八》稱：「宣德五年（1430年）造素馨紙，印有灑金箋、五色粉箋、瓷青蠟箋。」因此段敘述，不少學者認為以靛藍染色的瓷青紙始製於宣德年間，推測在宣德之前「紺紙」或「碧紙」是此類深藍色紙張的概稱，可能因為與宣德青花瓷的顏色相近，遂改名為瓷青紙。
台北故宮目前典藏清宮舊藏明代泥金寫經中，有九部在《秘殿珠林續編》中記載為羊腦箋本，清沈初（1735-1799年）《西清筆記．十五則》所述：「羊腦箋以宣德瓷青紙為之，以羊腦和頂煙墨窨藏久之，取以塗紙砑光成箋，墨如漆明如鏡，始自明宣德間製，以寫金歷久不壞蟲不能蝕，今內城惟一家猶傳，其法他工匠不能作也。」此段文字是目前對於羊腦箋的製作方法最早記錄。為何墨與羊腦混合？羊腦含豐富卵磷脂，是天然乳化劑，能與油、水混合（如蛋黃可與油、水混合，亦是天然乳化劑，可調配顏料繪製成蛋彩畫）。羊腦與墨相混後，因有蛋白質、卵磷脂、油份，使其易於塗刷紙面，產生一層具厚度亮光表面，使金汁書寫字體不易下沉於纖維中。羊腦箋在漢地造紙的技術傳統中早已失傳，而藏人造紙技藝則仍存此類紙張的製作傳統，只是藏族傳統多使用氂牛腦為之，至今此技雖沒落，但仍於藏區保存。目前無直接證據證明此類紙張的製作技術是源自漢地還是藏區，但漢地造紙傳統一般未有使用動物成分，且若依前述文獻所述，此類紙張唯始自宣德年間，看來源自藏區可能性較大，然尚待進一步考察研究。
現存此十冊《大般若經》雖僅是玄奘所譯六百卷《大般若經》的一部分，但從其一卷一冊的分類形式、字體風格、裝禎形式、首頁佛說法圖、尤其是羊腦箋紙張的特色，再再證明確實與故宮院藏的《大寶積經》（圖一）與《大涅槃經》（圖二）一致，屬宣德年間由慧進主持抄寫的同款金字佛典。若論不同之處，唯函冊封面的彩色織錦相異；此外，《大寶積經》與《大涅槃經》是十冊一函，此《大般若經》則是五冊一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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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慧進傳
法師諱慧進，字棲巖，號止翁，山西霍州靈石冷泉里人，姓宋，父母俱好善。師生於元至正乙未（1355年）正月七日，幼稚諳誦佛語。甫九歲，遭兵失恃怙，編荊孝養祖父母，祖父母復沒於草莽。志慕出家，禮邑之大雲寺漸翁剃髮執經，於洪武新恩得度，投汴梁古峯法師，參學研究《華嚴》宗旨，傍達《唯識》、《百法》諸論，久之，意解心通，推為權講，眾所欽服，遂得法主之稱。太宗皇上知之，遣中官馳驛詔至南京內，備問《楞嚴》大義，應對稱旨，賜紫衣，命住天界寺，選俊秀僧徒從學，更命於靈谷率高僧纂修三藏法數，及隨駕至北京，居海印寺，被詔領袖天下僧眾，於大明門外修普度大齋，越月演說三聚淨戒，利益幽顯，其斛食旛杆，並放異光。𧶐賜璽書、金襴衣，陞左覺義，總督海內文學儒士高僧，於海印經舘較大藏經，因奏：「刊行藏教，以輔治化，當述諸序，昭示遐遠。」上從之，親製〈經序〉十三篇、〈佛菩薩讚跋〉十二篇，召至香殿，賜座、賜梵相釋迦、刻絲觀音、水晶數珠、七佛之偈，諭曰：「依是修行，陞左闡教。」而先後遭遇，凡十七載。洪熙改元（1425年），仁宗皇帝淘汰教職，惟師獨膺嘉獎，勅曰：「佛氏以能仁為教，化導愚類，以陰翊皇度，利安庶品，總教者，必在得人，不以輕授。爾左闡教慧進，究明宗旨，嚴潔戒行，簡授茲任，修習彌勤。朕用而嘉賜之，勅命其益懋精進，振乃宗風，以稱朕命。欽哉。」宣德紀元（1426年），宣宗皇帝待以國老，賜毘盧冠、織金磨衲，詔於內翰，同多官并僧眾，對寫金字《華嚴》、《般若》、《寶積》、《涅槃》四大部經，尚饍供饌飲。竣事，灌頂淨覺大國師。奏請隆善開講《楞嚴會解》，聽受緇素萬餘指。年彌高、德彌邵，耳目清明，顏貌奇古，性直而儉。道舊：榮國恭靖姚公國師（姚廣孝，1335-1418年）、譯主光公、講經隱峯琮公、獨芳蓮公、月庭朗公。手度高弟：左闡教兼大興隆寺住山廣通、萬佛住山廣辯、雞鳴住山廣載、戒壇宗師廣嚴，學徒左善世廣議、右覺義廣銘，承旨講經道深，餘不盡舉。世壽八十二，僧臘六十二，於正統元年（1436年）閏六月二十日，示寂慶壽。丈室停龕三日，密雲垂布，訃聞，上遣禮部諭祭，七月二日茶毘於子阜城，舍利靈骨於八月中秋立塔於渾河之西，勅賜萬佛山之源，以褒異焉（圖六）。
《賢首傳燈錄》，卷上，頁31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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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盛世 文武雙全
朱瞻基，洪熙元年（1426年）登極，年號宣德，在位期間，才德昭明，勵精圖治，敢於革新，禮佛虔心，教養恩勤。且精騎善戰，詩、書、畫兼擅，文武雙全，切合明初賢君之義。十年（1435年）駕崩，國祚雖短，但宣朝輝煌，胤嗣莫及，絕不遜於西方文藝復興之盛。
洪熙帝（1425年在位）朱高熾，尚居青宮之時，已屢為旅征在外之父永樂帝（1403-1424年在位）代理政事，治國有道，登極以後，開賢明之治，惜倏瞬薨殂，宣德帝驟接父業，甚艱也。為興民生，致力改革，宣德五年（1430年）薄稅官地，趕絕稅吏貪腐，又輕罰慎刑，詔旨重審，獲赦罪民數以千計，此與好慮多疑之明初帝君大相逕庭。洪武帝（1368-1398年在位）起義建國，永樂帝又擁兵奪位，兩朝極權，殺害萬人，誅連九族，至宣德仁治，朝廷才得以休養生息。
宣德帝登基前，年僅十五便隨祖父永樂大帝出戰抗蒙。征駕上、軍營中，成祖談述軍事要略、往事戰績，其孫獲益良多。據錄，宣德帝通騎射，多番率眾狩獵，又善督戰，屢次親征，禦守北疆，勇猛抗敵。
宣德帝詩書兼擅，所繪畫作清朗新穎，在位期間力興藝文，續建新都北京，支持御作製造各式藝品，百花齊放，又促進景德鎮御窰發展，精益求精，且恢復宋製，重設畫院。
宣德帝以祖父為模，篤信佛教，力興其事，肇建寺院，鑄造聖像，抄寫經卷。自永樂五年（1407年）始，才滿八歲，便隨輔助永樂登位之德高重僧道衍（姚廣孝，1335-1418年）學佛。又詔請藏僧釋迦也失（1354-1435年）入朝，釋迦也失於永樂年間初次覲見，獲頒賜後辭還西藏，二次入朝，獲封大慈法王，藏僧傳記內且稱明朝皇帝「陛下對佛教一片至誠」。據駐京重僧班丹札釋（1377-1452年後）傳記，他為皇帝進行密法灌頂，且與宣德帝詳談佛學信仰、究問修習宗旨。
宣德太平，史稱賢治，正值盛世，皇帝詔請慧進（1355-1436年）率眾以泥金抄寫大乘佛法四大部經，史無前例，影響深遠，誠明朝鉅著重寶。
六十一卷之六十五卷函套 19 x 16.5 x 42 公分，7½ x 6½ x 16½ 英寸
二百二十六之二百三十卷函套 16.5 x 16.2 x 42 公分，6½ x 6⅜ x 16½ 英寸
來源
京都貴族收藏，1917年
Fujio Fujii 收藏，東京，1944-1955年
Thomas Phillips 三世上校收藏，美國，自1955年始
美國家族收藏，1980年代初得自前藏家遺孀
瑞士私人收藏，約2005年
展覽
《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大英博物館，倫敦，2014年，圖錄頁218，圖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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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御製 功德無量
康蕊君
為弘佛法，寫抄經書，類同建寺供像，於功德有益，既為父母先祖，也為自身福德。若有為君者，發願寫經，必採國之珍材、任絕世藝匠，祈以誠心製經，種功積德。現十冊宣德御製《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便為當中絕例，當製於宣德五年（1430年），所繪佛圖媲美明初御瓷漆器佳作，在十五世紀初御製品中出類拔萃，誠中國古籍重冊。
漢文佛教經典，承載佛陀教化，原取天竺（今印度），從梵文翻譯而成，抄寫弘揚，乃做功德之法門。永樂一朝（1403-1424年），皇帝篤信藏傳佛教，對弘佛宣教之事不遺餘力，宣德帝（1426-1435年在位）延其祖父之業，續種善因。是以永宣年間，御製佛教重器輩出，唐卡聖像、鎏金銅像、瓷質供器，當中不乏鉅作絕品，足見二帝虔敬之心。
據晚明僧人太汝明河（1588-1640/41年）所纂《補續高僧傳》，華嚴宗祖師慧進（1355-1436年）諳通佛學，眾所欽服。宣德年間，皇帝奉慧進為大國師，邀其進京開講佛經教義，且率一眾僧俗，泥金對寫《大寶積經》、《聖大般涅槃經》、《大方廣佛華嚴經》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四部佛教經典（後三經下簡稱為《大涅槃經》、《華嚴經》及《大般若經》，另請參見後頁劉國威專文）。
這四部御製佛經，其中《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以及《聖大般涅槃經》四十卷並《大般涅槃經後分》兩卷，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見展覽圖錄《唵嘛呢叭咪吽：院藏藏傳佛教文物》，台北，2015年，編號III-1及III-8（圖一及二）。台北故宮所藏兩部，前皆具宣德皇帝御製寫經序，紀年大明宣德五年（1430年）。有清一朝（1644-1911年），康熙皇帝奉祖母之命，結集藏譯佛教法典，詔命僧俗泥金抄寫，終於康熙八年（1669年）修成《藏文龍藏經》，《大寶積經》與《大涅槃經》兩部經皆收錄在內。二經又收錄在修成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之《欽定秘殿珠林續編》中，載為「羊腦箋本」。
無論書風、佛圖、泥金、箋紙，此《大般若經》均與台北故宮所藏《大寶積經》與《大涅槃經》二部同。《大般若經》乃宣德帝詔命慧進率眾抄寫四大部經之一，原共六百卷，現僅存十卷，其餘命或與《華嚴經》同，盡皆佚失。
《藏文龍藏經》所納經卷，有康熙抄本《大般若經》與《華嚴經》，卻非如《大寶積經》與《大涅槃經》一樣收錄宣德年間抄本（出處同上，編號II-2及II-4），而清乾隆五十八年《欽定秘殿珠林續編》雖錄清宮所藏歷代羊腦箋本寫經九部，卻缺宣德抄本《大般若經》及《華嚴經》，綜上推斷二經清初以前已不存宮中，是以此十冊，有別於故宮藏經，不具乾隆鈐印。
華嚴宗高僧班丹札釋（dPal ldan bkra shis，1377-1452年後），與慧進友好，永樂年間甘肅建寺駐錫，該寺在宣德四年（1429年）御製重修後更名大崇教寺。史料有記，大崇教寺藥師殿中，供有華嚴宗重要典籍《華嚴經》，或正為慧進率眾抄寫四經之一，頒賜供奉於殿，該處卻曾兩度失火，《華嚴經》或隨之付諸一炬。
現見十冊《大般若經》，經折裝，磁青紙本，表以羊腦及頂煙墨製，漆黑亮滑，猶如明鏡，是為羊腦箋，色澤含蓄靜謐，配以泥金書寫、製圖，歷久彌堅，是以為宮廷御製佛經專屬。磁青紙本泥金經文，以台閣體書寫，字體工整端莊，清朗秀逸。台閣體，乃明代盛行書體，書法家沈度（1357-1434年）尤擅此體，例見宣德三年（1428年）沈度寫本《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收錄在《唵嘛呢叭咪吽》，前述出處，編號IV-9。宣德帝也有書此體，參考元年御旨，載於大英博物館明代大展目錄，前述出處，頁170-71，圖146。此冊內經牌贊與佛說法圖等，有別於泥金經文，乃是羊腦箋上淺刻勾勒，再細筆填金，彷如戧金漆金，細緻入微。
是經整體鋪排與台北故宮藏二部同，且均以永樂年間佛經為依據。參見永樂十六年（1418年）羊腦箋金書《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或十五年（1417年）御製內府刊本《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之佛說法圖，同為台北故宮所藏，出處同上，編號III-7及圖版IV-5。另可比較永樂十七年（1419年）之《大方廣佛華嚴經》，見於大英博物館展覽《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大英博物館，倫敦，2014年，頁217，圖187（圖三）。
此十冊《大般若經》之首冊前有勾勒填金經牌贊，上有「御製」兩字，下書字八十，為國祈願，四周飾以五爪遊龍，江崖海水之上，逐珠穿雲而行。此類明初經冊，或原置經盒之內。參考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朱漆戧金經盒，上綴相類逐珠雲龍，然相較於此經冊，尺寸略小，斷代永樂，圖見屈志仁及 Denise Patry Leidy，《Defining Yongle. Imperial Art in Early Fifteenth-Century China》，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2005年，圖版21（圖四）。此經牌贊與台北故宮藏紀年宣德五年之經冊所見，如出一轍，卻有別於前述永樂年製例。此經牌贊上綴蓮花，彷彿天降瑞蓮，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綾幡所見相類，曲雖異，工卻同（出處同上，圖版33及封面）。
首冊經牌贊後，續有佛說法圖，共繪神明四十身，佈局見巧思，細節知縝密，處處刻劃入微，莊嚴典雅，獨是此圖已足珍，其風格又與台北故宮藏宣德五年經冊之佛說法圖接近，僅佈局與個別聖像有異，必屬同一御作所製。
中央釋迦牟尼佛莊嚴卻不失慈悲，蓮花座上盤膝結吉祥坐，背靠鏤空塔門，形姿與兩尊著名永樂年製款鎏金銅佛像吻合。其中一尊佛像，曾展於《Defining Yongle. Imperial Art in Early Fifteenth-Century China》，前述出處，頁69，圖版24，後於香港蘇富比2006年10月7日拍出，編號808（圖五），另一為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與此《大般若經》一同收入該館展覽《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前述出處，頁227，圖195。有關此佛說法圖細節風格與大英博物館所藏相近之處，詳閱 David Weldon，〈Yongle Period Metalwork: The British Museum Sakyamuni〉，載於 //www.asianart.com/articles/yongle/index.html。為塑佛像金身，巧匠必先勾勒，輕輕除去局部紙面，才可敷以金彩，造就佛光普照之像。
藏傳佛教聖像複雜多變，辨識尤艱，幸尚有年代與此經相約之佛像圖典存世，可予照證。北京市郊佛教聖殿法海寺，始築於正統四年（1439年），八年（1443年）竣工，由曾侍永宣二帝之御用監太監李童集資建造，並親督匠師，嚴監壁畫及塑像的製作。法海寺之建造，有賴正統皇帝（1436-1449年在位）與當時三位德高藏僧的大力支持，包括釋迦也失（Sakya ye-shes，1354-1435年，法海寺建成前圓寂），還有與宣德帝關係密切之班丹札釋。法海寺與《大般若經》，同屬御製，皆有益功德積累，年代相約，是以其藏傳佛教聖像互為呼應。Ursula Toyka 專著《The Splendours of Paradise: Murals and Epigraphic Documents at the Early Ming Buddhist Monastery Fahai Si》就法海寺聖像作詳細研究與辨識，為此佛經說法圖中神明身分提供重要線索（共2卷，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LXIII [華裔學志專刊系列63]，聖奧古斯丁，2014年）。
釋迦牟尼佛身前聖者下跪，誠心聽佛 ，旁立一眾弟子、神仙、鬼魔、護法及侍從。佛左右兩側佇立弟子阿難與迦葉，若以法海寺壁畫為範，兩弟子前方左右聖像，應為女相帝釋天（Indra）與男相梵天（Brahma），分掌天地，兩者身後各有侍女成雙，手捧蓮花、塵拂、華蓋與山式供器。
帝釋、梵天身後各有神明十二身，四為一組，共分三組。其中一組為女相菩薩，頭頂寶冠，滿飾瓔珞，袍服飄逸，其中二菩薩分別手持如意及蓮托經書。另有一組僧侶，年齡不等，當中至少有一僧乃非漢族，蓄鬍鬚、戴耳環。上述兩組之身分，此處不作詳論。
最後位處畫面上方之一組，辨識較艱，如左方一女相菩薩，後佇三身魔怪，首行者或為閻摩羅王，長鳥喙，乃十殿冥王中之第五殿王，牛頭馬面隨之，張口欲噬，面目猙獰。右方相應組合中，則見有一持笏帝君，據法海寺帝釋梵天禮佛護法圖，可悉為娑竭龍王，後有夜叉，身缺背光，全圖唯一。夜叉後繪一老翁，手持蓮爐，依法海寺壁畫，或乃婆藪仙人。下方鎧甲戎裝者，則應為韋馱（Skanda）。畫面上方另有飛天成雙至，皆手托供盤，左方上奉仙山，右方則獻蓮花。
下方左右兩端則繪四大天王，鎧甲戎裝，華飾滿身，與法海寺所見並無二致。立於帝釋天身後者乃多聞天王，主北方，左手托塔，右持寶傘，後立廣目天王，主西方，右手纏蛇，左手握珠。梵天後方則為持國天王，主東方，手抱琵琶，以及增長天王，主南方，手執寶劍，一指試其鋒。
末冊末頁，同以勾勒填金之法，繪戎甲護法，應為韋馱。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宣德二年（1342年）磁青紙本泥金《妙法蓮華經》中，朱寶（約活躍於1350年）畫佛教眾神，其中有相類戎裝護法，可予比較，圖見 Toyka，前述出處，圖版188。
十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宣德御製，種功積德，磁青雅紙濃色沉蘊，經文字體穆如清風，填金佛圖寶相莊嚴，式樣裝幀沿襲有法，種種皆有仗於朝廷僧俗通力協作，才可成此重冊，集法書、繪描、勾填等藝之大成。出現於拍賣場之明初御製經卷極為稀少，寥若星辰。其中罕例可參見永樂十二年（1414年）製佛經，一冊三十九頁，尺幅也較小，磁青紙本泥金寫經、製圖，售於紐約蘇富比2015年3月19日，編號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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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年國寶佛經的形成
劉國威
明宣宗（1399-1435年），姓朱，名瞻基，自號長春真人。明成祖長孫，明代第五位皇帝，1426-1435年在位，年號宣德，廟號宣宗。在位十年期間，政治上任用賢能，締造所謂「仁宣之治」的穩定發展，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宣宗愛好翰墨，工於繪事，其藝術造詣與藝術品味，使他在中國歷代帝王中尤顯獨特；其宗教信仰承襲祖父永樂皇帝的影響，非唯鍾情佛教，與其來往密切的僧人幾乎都是永樂時期即受詔入京覲見者，且特別與藏傳僧人及西天梵僧往來密切，明顯呈現密教的特色。以藏僧而言，永樂時期即受召入宮的班丹札釋（Palden Tashi，1377-1452年後）與釋迦也失（Shakya Yeshe，1354-1435年），仍持續深受宣宗崇信。至於西天梵僧系統，則以洪武年間來華印僧薩哈拶釋哩（Sahajasri，俱生吉祥）的漢人弟子智光（1348-1435年）一脈與永樂十一年（1413年）來華的印度金剛座上師實哩沙哩卜得囉（Sri-Sariputra）為主。宣宗所親近的漢僧也是永樂時期即受命於北京海印寺主編《永樂北藏》的華嚴宗高僧慧進（1355-1436年，被尊為華嚴宗第二十一世祖師），智光的弟子道深也於北京從慧進學習華嚴教義。
藏傳高僧
宣德元年（1426年），班丹札釋由僧錄司左闡教升為「淨覺慈濟大國師」，居大隆善寺（現名護國寺，元代時原名崇國寺，宣德二年重修改名大隆善寺，成為班丹札釋北京駐錫所在。該寺原有其木雕像一尊，後移存北京故宮，現藏北京法源寺中國佛教文物圖書館，圖見《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大英博物館，倫敦，2014年，圖211），並曾為宣宗傳授多種灌頂，並受命將《喜金剛二品續釋》（commentary of the Hevajra Tantra）、《大輪金剛手壇場法儀》（ritual of the Mahacakra-Vajrapani Mandala）、《普覺中圍壇場法儀》（ritual of the Sarvajna Mandala）等譯為漢文。班丹札釋永樂十三年（1415年）在其家鄉岷州原有建寺，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降旨增建為大崇教寺，今日仍存沈粲所書《宣宗修大崇教寺碑文》為證。班丹札釋是宣宗時內廷最得皇帝崇信的藏僧，不僅加封「淨覺慈濟大國師」，後更賜號「西天佛子大國師」。
釋迦也失是宗喀巴（1357-1419年）弟子，代表其師受永樂皇帝召見於南京，賜國師名銜，返藏後，以皇帝所賜供養於拉薩建色拉寺；宣德四年（1429年），宣宗復召見釋迦也失於北京，駐錫大慈恩寺（即原海印寺，宣德四年改建為大慈恩寺）；宣德九年（1434年），賜封「大慈法王」名號，並賜釋迦也失真容緙絲唐卡一張（現存色拉寺大經堂）及封誥。
西天梵僧
智光作為印僧薩哈拶釋哩的弟子，通梵藏文，曾奉旨數次入藏，負責邀請年方二十歲的第五世噶瑪巴至南京與永樂會見。他曾主持翻譯數部佛典，以其學養與外交貢獻獲明初三朝皇帝重視：成祖封為國師，升任僧錄司善世，居崇國寺（即後來的大隆善寺）；仁宗加封為大國師，敕居大能仁寺；宣宗加封「西天佛子」之號，是當時漢僧中獲賜名銜最高位者。宣德二年（1427年），宣宗奉其母張太后懿旨，為智光建大覺寺以俟其終老；智光也曾為宣宗開講經筵多次。
實哩沙哩卜得囉來華見永樂帝後，奉旨先駐錫於海印寺，因其攜來印度「金身諸佛之像，金剛寶座之式」（即五尊金佛像和菩提伽耶大塔的圖紙），特建真覺寺以為供奉。永樂十五年（1417年）奉旨遊五台山後，授僧錄司闡教，命居能仁寺；仁宗即位，授大國師之號；宣宗繼位之初，亦令其主持薦揚佛會。宣德元年，實哩沙哩卜得囉坐化，其舍利塔建於真覺寺（現為北京石刻博物館）。
慧進與宣德時期金字佛典
明僧明河所撰《補續高僧傳》中，記述永樂、宣德年間著名華嚴宗高僧慧進的生平，內容係源自天順元年（1457年）禮部尚書胡濙（1375-1463年）所撰《棲岩法主大師塔銘》。慧進早年為永樂帝召問《楞嚴經》大意，敕賜紫衣，並命住持南京天界寺，復奉命於南京靈谷寺編纂《大明三藏法數》，並隨永樂帝遷北京。住海印寺，奉旨於海印寺主持《永樂北藏》的雕印。永樂曾應其所請，「親製經序十三篇。佛菩薩贊跋十二篇。」後亦敕贈慧進「梵相釋迦、刻絲觀音、水晶數珠、七佛之偈」。至宣宗時，「待以國老」，令其負責「對寫金字《華嚴》、《般若》、《寶積》、《涅槃》四大部經。」據此記錄，故宮院藏宣德五年的《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與《大涅槃經》四十卷泥金寫本（另有兩卷《大涅槃經後分》亦屬同裝禎書寫風格）應皆由此位華嚴宗高僧所主持抄寫，此二經部首卷分別有宣宗皇帝的《御製序》。
據塔銘記載，慧進在京與多位僧人交好，往來頻繁，如襄助永樂稱帝的道衍（1335-1418年）、智光、隱峰、乃至班丹札釋等。記錄班丹札釋生平的《西天佛子源流錄》記載班丹札釋曾邀慧進至其駐錫所在的大隆善寺講說《楞嚴》、《圓覺》諸經，可見二人深厚交情。藏文史料記載班丹札釋於岷州所建大崇教寺藥師殿中供有漢、藏金字《華嚴經》各一套，此漢文《華嚴經》可能即是慧進所主持抄寫的四部金字佛典之一，由宣宗頒賜彼寺供奉。
羊腦箋與泥金佛典
漢傳佛教以金字抄寫佛經的起源甚早，泥金所書字體一般是在深藍色紙張上書寫，方對比明顯，顯其莊嚴，此類紙張早先有「紺紙」或「碧紙」的名稱記載。明代方以智（1611-1671年）於《物理小識．卷八》稱：「宣德五年（1430年）造素馨紙，印有灑金箋、五色粉箋、瓷青蠟箋。」因此段敘述，不少學者認為以靛藍染色的瓷青紙始製於宣德年間，推測在宣德之前「紺紙」或「碧紙」是此類深藍色紙張的概稱，可能因為與宣德青花瓷的顏色相近，遂改名為瓷青紙。
台北故宮目前典藏清宮舊藏明代泥金寫經中，有九部在《秘殿珠林續編》中記載為羊腦箋本，清沈初（1735-1799年）《西清筆記．十五則》所述：「羊腦箋以宣德瓷青紙為之，以羊腦和頂煙墨窨藏久之，取以塗紙砑光成箋，墨如漆明如鏡，始自明宣德間製，以寫金歷久不壞蟲不能蝕，今內城惟一家猶傳，其法他工匠不能作也。」此段文字是目前對於羊腦箋的製作方法最早記錄。為何墨與羊腦混合？羊腦含豐富卵磷脂，是天然乳化劑，能與油、水混合（如蛋黃可與油、水混合，亦是天然乳化劑，可調配顏料繪製成蛋彩畫）。羊腦與墨相混後，因有蛋白質、卵磷脂、油份，使其易於塗刷紙面，產生一層具厚度亮光表面，使金汁書寫字體不易下沉於纖維中。羊腦箋在漢地造紙的技術傳統中早已失傳，而藏人造紙技藝則仍存此類紙張的製作傳統，只是藏族傳統多使用氂牛腦為之，至今此技雖沒落，但仍於藏區保存。目前無直接證據證明此類紙張的製作技術是源自漢地還是藏區，但漢地造紙傳統一般未有使用動物成分，且若依前述文獻所述，此類紙張唯始自宣德年間，看來源自藏區可能性較大，然尚待進一步考察研究。
現存此十冊《大般若經》雖僅是玄奘所譯六百卷《大般若經》的一部分，但從其一卷一冊的分類形式、字體風格、裝禎形式、首頁佛說法圖、尤其是羊腦箋紙張的特色，再再證明確實與故宮院藏的《大寶積經》（圖一）與《大涅槃經》（圖二）一致，屬宣德年間由慧進主持抄寫的同款金字佛典。若論不同之處，唯函冊封面的彩色織錦相異；此外，《大寶積經》與《大涅槃經》是十冊一函，此《大般若經》則是五冊一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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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慧進傳
法師諱慧進，字棲巖，號止翁，山西霍州靈石冷泉里人，姓宋，父母俱好善。師生於元至正乙未（1355年）正月七日，幼稚諳誦佛語。甫九歲，遭兵失恃怙，編荊孝養祖父母，祖父母復沒於草莽。志慕出家，禮邑之大雲寺漸翁剃髮執經，於洪武新恩得度，投汴梁古峯法師，參學研究《華嚴》宗旨，傍達《唯識》、《百法》諸論，久之，意解心通，推為權講，眾所欽服，遂得法主之稱。太宗皇上知之，遣中官馳驛詔至南京內，備問《楞嚴》大義，應對稱旨，賜紫衣，命住天界寺，選俊秀僧徒從學，更命於靈谷率高僧纂修三藏法數，及隨駕至北京，居海印寺，被詔領袖天下僧眾，於大明門外修普度大齋，越月演說三聚淨戒，利益幽顯，其斛食旛杆，並放異光。𧶐賜璽書、金襴衣，陞左覺義，總督海內文學儒士高僧，於海印經舘較大藏經，因奏：「刊行藏教，以輔治化，當述諸序，昭示遐遠。」上從之，親製〈經序〉十三篇、〈佛菩薩讚跋〉十二篇，召至香殿，賜座、賜梵相釋迦、刻絲觀音、水晶數珠、七佛之偈，諭曰：「依是修行，陞左闡教。」而先後遭遇，凡十七載。洪熙改元（1425年），仁宗皇帝淘汰教職，惟師獨膺嘉獎，勅曰：「佛氏以能仁為教，化導愚類，以陰翊皇度，利安庶品，總教者，必在得人，不以輕授。爾左闡教慧進，究明宗旨，嚴潔戒行，簡授茲任，修習彌勤。朕用而嘉賜之，勅命其益懋精進，振乃宗風，以稱朕命。欽哉。」宣德紀元（1426年），宣宗皇帝待以國老，賜毘盧冠、織金磨衲，詔於內翰，同多官并僧眾，對寫金字《華嚴》、《般若》、《寶積》、《涅槃》四大部經，尚饍供饌飲。竣事，灌頂淨覺大國師。奏請隆善開講《楞嚴會解》，聽受緇素萬餘指。年彌高、德彌邵，耳目清明，顏貌奇古，性直而儉。道舊：榮國恭靖姚公國師（姚廣孝，1335-1418年）、譯主光公、講經隱峯琮公、獨芳蓮公、月庭朗公。手度高弟：左闡教兼大興隆寺住山廣通、萬佛住山廣辯、雞鳴住山廣載、戒壇宗師廣嚴，學徒左善世廣議、右覺義廣銘，承旨講經道深，餘不盡舉。世壽八十二，僧臘六十二，於正統元年（1436年）閏六月二十日，示寂慶壽。丈室停龕三日，密雲垂布，訃聞，上遣禮部諭祭，七月二日茶毘於子阜城，舍利靈骨於八月中秋立塔於渾河之西，勅賜萬佛山之源，以褒異焉（圖六）。
《賢首傳燈錄》，卷上，頁31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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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盛世 文武雙全
朱瞻基，洪熙元年（1426年）登極，年號宣德，在位期間，才德昭明，勵精圖治，敢於革新，禮佛虔心，教養恩勤。且精騎善戰，詩、書、畫兼擅，文武雙全，切合明初賢君之義。十年（1435年）駕崩，國祚雖短，但宣朝輝煌，胤嗣莫及，絕不遜於西方文藝復興之盛。
洪熙帝（1425年在位）朱高熾，尚居青宮之時，已屢為旅征在外之父永樂帝（1403-1424年在位）代理政事，治國有道，登極以後，開賢明之治，惜倏瞬薨殂，宣德帝驟接父業，甚艱也。為興民生，致力改革，宣德五年（1430年）薄稅官地，趕絕稅吏貪腐，又輕罰慎刑，詔旨重審，獲赦罪民數以千計，此與好慮多疑之明初帝君大相逕庭。洪武帝（1368-1398年在位）起義建國，永樂帝又擁兵奪位，兩朝極權，殺害萬人，誅連九族，至宣德仁治，朝廷才得以休養生息。
宣德帝登基前，年僅十五便隨祖父永樂大帝出戰抗蒙。征駕上、軍營中，成祖談述軍事要略、往事戰績，其孫獲益良多。據錄，宣德帝通騎射，多番率眾狩獵，又善督戰，屢次親征，禦守北疆，勇猛抗敵。
宣德帝詩書兼擅，所繪畫作清朗新穎，在位期間力興藝文，續建新都北京，支持御作製造各式藝品，百花齊放，又促進景德鎮御窰發展，精益求精，且恢復宋製，重設畫院。
宣德帝以祖父為模，篤信佛教，力興其事，肇建寺院，鑄造聖像，抄寫經卷。自永樂五年（1407年）始，才滿八歲，便隨輔助永樂登位之德高重僧道衍（姚廣孝，1335-1418年）學佛。又詔請藏僧釋迦也失（1354-1435年）入朝，釋迦也失於永樂年間初次覲見，獲頒賜後辭還西藏，二次入朝，獲封大慈法王，藏僧傳記內且稱明朝皇帝「陛下對佛教一片至誠」。據駐京重僧班丹札釋（1377-1452年後）傳記，他為皇帝進行密法灌頂，且與宣德帝詳談佛學信仰、究問修習宗旨。
宣德太平，史稱賢治，正值盛世，皇帝詔請慧進（1355-1436年）率眾以泥金抄寫大乘佛法四大部經，史無前例，影響深遠，誠明朝鉅著重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