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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德拉‧古拿溫以「藝術為人民」作為其創作主張。他熱愛印尼國家與民族的美態和力量，並力圖在其作品中盡情展現。藝術家在其描繪革命抗爭時期的全景畫作中，細緻地捕捉他的民族歷史。藝術家「生動地描寫百姓的日常生活…以象徵樂觀的濃烈亮色，繪出人們的堅韌精神」¹。他的筆觸自信、蠟染圖案生動活潑、人物形象誇張粗獷，彰顯其對人民大眾的一片熱誠。不論是泉中沐浴的婦人，或是市場裡賣榴槤的小販，亨德拉都細心留意旁人交流的一舉一動。他甚少在畫中提及自己的個人生活，他的創作焦點通常會放在別人身上，透過描繪印尼民眾的生活點滴，表達自己內心情感。 正是亨德拉這種獨特的創作理念，致使他於1965年鋃鐺入獄，十三年的牢獄之災直至1978年才告一段落。當時他懷著滿腔熱忱，以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為主題創作，成為LEKRA（印尼人民文化協會）的政治畫家。LEKRA與PKI（印尼共產黨）的關係密切，相信藝術應反映「民粹現實主義」。該組織更游說亨德拉為他們作畫，在他們的畫室工作，更重要的是，為他們的政治主張創作。然而藝術家並不為傳播LEKRA意識形態而創作，而是讓其借用他的個人藝術理念。其後於1965年，印尼共產黨發動一場軍事政變，引起國內大規模的反共清洗運動，亨德拉也因此牽連其中，與所有PKI或LEKRA有關人士一同入獄。

本幅《妻子與我》於1977年創作，一年之後藝術家才得以從卡本瓦魯監獄獲釋。正如畫題所示，此作描繪古德溫與妻子熱切緊抱的畫面。圖中左上角柵欄緊閉的窗戶出現在藝術家眾多獄中作品內，顯示其當年以囚室為創作空間。有趣的是，本作來自藝術家於1973年開展的畫作系列，同系列中另外兩幅作品均題為《第二次鈴響後的妻子與我》（參考圖1及2），本幅作品描繪他與首任妻子卡米尼在監獄探訪時間即將完結時的情景。

《妻子與我》為藝術家創作中之罕有傑作。畫中描繪古德溫與妻子的親密時刻，讓觀者窺看藝術家低調的私人生活。他們的足臂纏綿親暱，身軀融為一體。藝術家更刻意將畫中人物手指延長，強調兩人深深擁抱的力量。構圖上的紅、綠、黃、粉紅和藍色彩調鮮艷豐富，進一步表達出當時兩人的歡愉與愛慕。

全憑卡米尼在探訪時段為亨德拉帶來成箱的油彩及畫布，他才得以在獄中繪出如此美妙動人的畫作。她每一次到卡本瓦魯監獄的探訪，均令藝術家感到非常喜悅，可是「亨德拉妻子卡米尼與三位兒子在外的生活極為艱苦…遭到社會排斥，飽受經濟壓力」²。但是卡米尼沒有因此而失去希望，更顯堅強勇敢。為了照顧兒子，她努力叫賣藝術家在獄中所畫的作品，以此維生。即使亨德拉在監獄裡與另一女子結婚，卡米尼仍然對他忠貞不二。亨德拉同時代藝術家阿凡迪的妻子瑪雅提更憶述：「當亨德拉在『裡面』的時候，她就成為了家庭的主心骨」³。

由於亨德拉十三年來與世隔絕，他已無法像入獄之前一般，從日常生活中汲取相似的靈感。或許他經歷了長期的隔離，加上對家人思念心切，而滋生出更多描繪私人親密場景的渴望，如是幅《妻子與我》。三十年前，亨德拉矢志創作充滿革命色彩的作品，走在反抗殖民主義的前線，豪言曰：「所有人都有權欣賞我的作品」⁴。然而在《妻子與我》這幅內容較為私人的作品當中，呈現了藝術家截然不同的創作意念。亨德拉這次不以周遭人物和世事為題材，反而在畫作中精心呵護自己的內心情感。

是幅《妻子與我》相信是亨德拉少數對妻子卡米尼表達愛意的作品之一。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藝術家的不少作品反映他對女性的尊敬，從其作品《哺乳II》（參考圖3）當中有迹可尋。藝術家更為其作《盛沙者／母親之偉大》（參考圖4）題詩歌頌母愛，其中寫道：「您堅定捍衛了祖國兒女的自尊，在辛勤的壯闊大地上緊緊守護著…噢，母親，我們引以為傲之文化旗幟，印度尼西亞之偉大光輝」⁵。

亨德拉經常在作品中描繪鄉村生活，街頭小販，自由鬥士，以及女性形象，《妻子與我》在藝術家創作生涯中的意義尤深。亨德拉被迫與他心愛的女人分離，這是一位在他整整十三年牢獄生活背後不懈支持的女人，本作因而傾注了悲喜交集的強烈情感。此作象徵著夫妻之間的恆久愛情，也訴說著亨德拉這位偉大人物及藝術家的殷切希望。

¹《印尼現代藝術：從萊登‧薩利赫至今》加內特‧金（Koes Artbooks，印尼，2006年），52頁。

²《亨德拉‧古德溫：傑出印尼現代藝術家》阿古斯‧德馬華‧T及阿斯丁‧萊特博士（Ir‧西普拉基金會，Archipelago Press，雅加達，2001年），31頁。

³見2。

⁴見2，26頁。

⁵ 見2，1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