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作

倫敦，中國當代畫廊
私人收藏
紐約，佳士得，2008年11月13日，拍品編號411
現藏者購自上述拍賣

Chistophe Noe 編，《劉野作品全集1991-2015》（柏林，2015年），頁290，編號99-13，載彩圖

1990年代後期，我已不需要借兒時照片作參考；《士兵》作品裏的男孩自然跟我小時候的肖像一模一樣。

劉野


《我是一個士兵》繪於1999年，是劉野筆下自畫像的典範之作。畫中臉蛋渾圓的小男孩穿著海軍水手服，頭戴水手帽、帽後有飄帶，與劉野本人形神俱似。小男孩站姿威武，手握一把致命武器——長度接近男孩身高三分之二、備有刺刀的步槍。他那神氣十足的姿態，配以後方的紅太陽與深紅色戲劇背景，叫人聯想起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政治宣傳海報，歌頌工人、農民與士兵，以及國家的工業發展。這些圖像充斥了劉野童年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不僅見於政治海報上，更會在家居用品如火柴盒上出現。這些海報以紅色作為主色調，本作亦採用了類似色彩，以勾起大眾的集體回憶；這種回憶不僅對劉野而言意義非凡，更能與整個民族產生共鳴。《我是一個士兵》以一幅形象鮮明的自畫像，連繫了個人與群體，將自身記憶與社會歷史互相融合，成就了劉野廣受好評的經典傑作。

劉野在1964年生於北京，兩年後文化大革命便告開始。此後十年，整個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場動盪的紅色運動；就如劉野所說：「我成長於一個被紅色覆蓋的世界，紅太陽、紅旗、紅領巾」（引自藝術家，朱朱著，2015年，克里斯托弗・諾埃編，《劉野作品全集1991-2015》，德國，2015年，頁378）。雖然劉野在一個充滿政治審查的環境下長大，他在十歲時有幸接受教育，讓他在早年時打好傳統繪畫根基。1980年，劉野獲北京工藝美術學校取錄，當時他十六歲；劉野憶述：「這一塊的學習對我相當重要，因為這裡學的不是藝術，而是設計，二手包豪斯的設計 [……] 蒙德里安被當作圖案來教，而不是從藝術史的角度來教授的。」（引自藝術家，〈劉野與長田霏宇的對話〉，《同上》，頁394）此後，劉野在1986年入讀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同年迎接了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開始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禮。

劉野廣納各種外來風格和影響，從而發展出自己的獨特視覺語彙，與蒙德里安、約翰尼斯・維梅爾及保羅・克利的風格互相共鳴。1989年，劉野前往德國深造，期間迷上超現實主義藝術家雷內・馬格利特和喬治・德・基里科的作品，以及早期文藝復興的藝術。在整個1990年代，劉野先後於德國及阿姆斯特丹留學，並在阿姆斯特丹成為駐地藝術家。在過程中，他不斷精煉自身技巧、與過去抗衡，同時承認其價值。1990年代初，這種文本互涉成為了劉野畫作中的核心所向，向觀者展現夢中之夢、畫中之畫，和戲中之戲。他在作品中反覆加入了不同來源的鮮明意象及人物，時而明顯、時而朦朧，藉此與蒙德里安、巴爾蒂斯等藝術家，乃至過去與未來的自我，展開深刻的交流。

《我是一個士兵》是上述文本互涉的典範。畫作以紅色作為主調，刻畫了一位可愛小水手，是具備以上兩個元素的一系列延伸作品之一。畫中海軍主題源自海事藝術傳統，這個傳統起源於17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繪畫；劉野於1990年代末在阿姆斯特丹擔任駐地藝術家時，無疑接觸了這個類別的畫作。這幅繪於1999年的自畫像卓爾不凡，不僅彰顯了劉野筆下作品的概念力量，更體現了他那堪稱最強大的繪畫手法：劉野在作品中所採用的童年主題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增強了畫作的情感與思想渲染，另一方面則隱含了更為深入和黑暗的主題。有指童年回憶是人類主觀意識中建立個人性格的強大力量，劉野透過此一主題，在畫作中構建出一個「未被意識形態玷污、未被沉重歷史壓垮」的世界（朱朱撰，〈只有一克重〉，《同上》，頁377）。這種純潔無辜的視覺，反而暗示了一種不祥的象徵，能夠激起一種心理效應，加強了畫作上暗藏的（儘管是無意的）社會批判意識。如同保羅・摩爾豪斯觀察所得：「以孩童代表自己是一項強力的繪畫手法。化身為一名孩童以後，劉野便能進入他所創造的想像世界，在不同語境下確切地體驗或表達他的個人感受」（保羅・摩爾豪撰，〈加密自我：劉野的藝術〉，《同上》，頁40）。摩爾豪續指：「劉野在畫中採用孩童角色是為了增強距離感。這些人物允許觀者探索某些概念，卻又同時築起一道牆壁，提醒觀者注意畫中所表達的境況。如是者，劉野的畫作自有一種曖昧的表達模式，是劉野作品的獨到之處」（《同上》）。徘徊在夢幻奇想與隱藏的革命精神之間，《我是一個士兵》可謂劉野最矚目不群、引人入勝的傑作。